2015"公众心中的理想公益机构"调查报告
2015-06-24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过去几十年随着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个人收入不断增长，越来越多人不再将目光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而开始思考个人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正在遍地开花的公益机构则提供给了他们这样的平台。
有人说，此刻中国公益行业的蓬勃繁荣，一如3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时期的民营企业。据国家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中国已有近三十万家公益机构，每年捐赠额达数百亿元。这个数字或许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你知道十几年前年前慈善事业还被指责为“宗教行为和资本主义的伪善”的话，你就会对今天的成就刮目相看。
2008年汶川地震让公益机构进入了公众的视线，成为耳熟能详的词语；郭美美事件让大家对公益机构产生了怀疑与思索；去年兴起的冰桶挑战又引起了一轮对公益机构的热切关注。对于这个已经不算陌生的概念，大家心中有怀疑，有期待，有不解。中国的今天，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判公益机构? 中国的明天，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公益机构？大众与公益机构之间的沟通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
以打造公众心目中可信、可靠、可持续的公益生态系统为目的，为更有效的了解公众心目中的好的公益机构的特点，2015年4月，明日公益计划对部分公众，尤其是有一定捐赠意愿或志愿者经历的公众展开了一次深入的问卷调查，询问他们对公益的看法。
本次问卷调查收到了热烈反馈，共收集有效样本619份。参与者总体素质和教育程度较高，且以中青年为主。其中82%都有过跟公益有关的经历，包括做志愿者、捐款等行为。本次问卷与以往的调查有所不同，是以理想条件下的公众意愿调查为主，而非行为习惯调查，因此财务状况也并没有以传统的收入金额划分，而是主要询问参访人对自身财务状况的认知，具体财务状况分布如下图所示。
调查问卷视角同以往的公众对公益慈善的印象调查有所区别，以理想条件下的意愿调查为主，因而也带给了我们耳目一新的调查结果，随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对“公益”概念的理解
公益到底是什么？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壹基金、红十字会，可大众究竟对公益概念有多少了解呢？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人（64%）对什么是公益概念比较清楚，但涉及具体职责上，65.59%的调查者不清楚哪些事情该政府做，哪些事情该公益机构做，哪些事情该我做。
自己的生活目前似乎不错，大灾小难又都有政府负责，那公益慈善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调查者们显示了积极的态度。排名前三的答案分别是帮助弱势群体（77.87%），提供政府不能提供的社会服务（56.38%）和用行动来表达我的价值观（53.21%）。当然，不能排除极小部分人对公益机构有一定的负面印象，认为其是企业的避税工具，或是抱有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目的。
总的来说，公众对于公益事业持积极态度，对其社会作用加以肯定，并做出了相关思考。
二.你认为中国公益事业有哪些问题？
肯定了公益机构的积极意义， 可总有些”恨铁不成钢” 的感觉。曝光了一个郭美美，谁知道又有几个“李美美”，“张美美”？多如牛毛、真假难辨的项目（64.78%）和慈善捐款频频被挪用（61.87%）成为公众最关心的两大问题。同样是救助山区贫困儿童，城东一家机构，城西一家机构，究竟该信谁？每次商店找零都随手扔进募捐箱，算下来也有几百块了，这几百块现在到底是给孩子换来一身过冬衣裳，还是变成了两瓶洋酒摆在酒席上？今天跑步筹鸡蛋，明天自行车筹午餐，做这些看似与公益并无关系纯属玩乐的事，真的能帮助到别人吗？
调查显示，有42.81%的人不知道捐款捐物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约35%受访者对公益慈善关注度不够，偶尔想做好事，却不知道有哪些项目可选；而一些财务状况良好，思虑更多的人们还在担忧公益机构缺乏完善管理系统，管理成本过高占去了大部分资金。受访者中有将近20%的人甚至声称，完全不能相信公益机构，想帮助别人，自己去就好了，这不禁让公益人士汗颜。
慈善是一个象征着人性和关爱的字眼，原本能体现人类与生俱来本能感受的行为，却在当前社会中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慈善怎么了？公益怎么了？很多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想到公益慈善联想到的就是不透明、低效率、可能的腐败等等。
三.你心中的好公益机构是什么样的？
对公益机构大家有疑惑，有质疑，有批判，但更多的希望和期待。中国的公益事业还在发展阶段，公众的企盼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此，我们询问了广大受访者，你认为一个好的、你愿意支持的公益机构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不出意外的，资金的使用合理、清晰、能看到实际效果成为最受欢迎的选项，有81.26%受访者都将它作为好的公益机构的标准。其次，69.63%的人希望公益机构要有明确的公益理念，并且为公众所认同。几乎并列第三位的是机构组织要正式和团队执行力靠谱，约65%。排在第四名的，是超过一半的人希望公益机构实现财务彻底透明，将每一分钱花在哪里都公布出来，而调查也表明，越是财务水平较高的人群，对资金透明度要求就越高。
相比之下，许多公益机构担心、也是法律比较重视的管理成本问题，则排在相对较后的位置。由此可见，对公益机构的期待，大多在于资金使用、工作效率和成果和团队的专业能力。
四.评估公益机构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接下来是一道单选题，我们请参访人选择他们心目中最核心的指标，来评判一个公益机构。在所有参访人中，55.25%选择了资金使用透明度作为最重要的标准。紧随其后的是49.76%的人选择团队执行力及使用效率，这两条远远领先于其他诸如低管理成本、正式资质等选项。怎样评判一个公益机构？对公众来说，最最重要的就是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效率，团队执行力。也有人积极提出意见，建议建立简洁高效的衡量体制，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等等。
五.总结
总的来说，在公众心中，对公益机构现状的态度是踯躅的，大家了解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公益机构是必需的，也是应该支持的。然而由于当前发展阶段的局限，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综合来说，公众普遍认为有如下特征的公益机构是一个“好”的公益机构：
使命明确、执行有效、资金使用透明、提供一定的参与机会、向大众进行有效的转播。
这五个方面的要素，也许正是中国广大民间公益机构努力奋斗的目标。对我们公益机构来说，需要以公众的声音为导向，明确使命，挽回信任危机，让自己所做的实事得到有效的传播，拉近同公众的距离。这也正是我们所做的这份问卷调查的意义所在。
【公益要闻】用咖啡渣做基质的城市蘑菇农场：GroCycle
Post by 2015-01-19
Adam Sayner是一名忠实的“蘑菇爱好者”。早些年他只是喜欢从野外采集野生蘑菇，但后来逐渐开始学习自己栽培蘑菇。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Adam就曾将自己宿舍的角落、书架和床下面的空间都变成了微型的实验室、用来种植蘑菇。而2011年，社会企业Fungi Futures的诞生，则是Adam将自己的爱好和社会使命相结合的产物——利用咖啡渣这样的材料作为蘑菇栽培基质，既可以减少城市中垃圾的产生量，也能让人们得到新鲜健康的美食。
GroCycle城市蘑菇农场
现在，当城市中的上班族们每天早晨端着泡好的咖啡赶路时，Adam会来到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办公室”——于2014年10月正式开业的，位于英国埃克赛特市中心一座办公楼内部的GroCycle城市蘑菇农场。你可能觉得在这个地点种蘑菇很奇怪，但是其实这很合情合理。这些蘑菇的栽培基质是咖啡渣，而咖啡渣在埃克赛特以及英国的其他大小城市都是每天被大量产生的“垃圾”。
在GroCycle的蘑菇农场，有一个个在天花板上悬挂着的长长的袋子，蘑菇就从这些袋子里生长出来。虽然农场的面积只有300平米，但是每周都能生产大约150千克的蘑菇，供给当地的高档餐厅和食品店。咖啡渣是由GroCycle公司的工作人员每天早晨骑着自行车从城市的大街小巷收集而来。而种植周期完成时，废弃的栽培基质则会被用来制作堆肥，供给当地的农场使用。
在我们利用咖啡豆泡制咖啡后，其实咖啡豆中的物质只有不到1%被转移到了咖啡液体中，其余的还是留存在固体的咖啡渣里。因此咖啡渣对于蘑菇来说就是营养丰富的基质。如果我们不去回收咖啡渣，那么它们很可能被扔进垃圾桶、和别的垃圾混合在一起，给城市周边的垃圾填埋场增加负担。随着英国的咖啡产业逐年扩张，这个问题将显得更加明显。因此Adam觉得，用咖啡渣来种蘑菇，是最合适不过的解决之道了。
Adam在一次采访中说，“真菌是了不起的分解者。在自然界中，它们起到重要的作用，即将有机物质分解，而分解所得的养分则归还到土壤中……真菌有这种内在的能力，能够将废弃物转化为有丰富营养的食物，这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因为我们身边充满各种有机废弃物。碎木块、锯木屑、咖啡渣、酿酒废弃物、废弃纸板等等——蘑菇在这些物质上都可以健康地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常见的蘑菇栽培基质主要成分是棉籽壳，虽然也属于废物利用的范畴，但众所周知的，棉花是世界上使用农药最多的作物。所以，用来源可靠的其他植物废弃物栽培蘑菇，对于提高食品安全质量也有好处。
除了自己种植蘑菇以外，GroCycle也一直致力于让更多人加入到与蘑菇为伴的行列中来。他们开发的一款蘑菇种植包只有花盆大小，放在家中每天喷水，就能在14天内收获一茬美味的蘑菇。如果按照说明书上的方法好好照料，连续收获3-4茬也是没有问题的，不仅是放心的美食，在生长期间也会是办公室或是厨房里的一处特别的风景。
除了种植蘑菇，Adam还在尝试将咖啡渣变成商品化有机肥和生物燃料。在逐渐形成知名度之后，不断有人联系他们，想要获得有关城市蘑菇农场的知识和建议，所以Adam正计划开设一个在线课程，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轻松学到他们的经验。而如果现在的这个蘑菇农场获得成功，他们也计划在城市中其他地点开设同样的农场。
城市中，对于食物的需求是最集中的，而同时含有机质的垃圾产生量也是最大的。城市农场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利用这些放错地方的“垃圾”、产生含有高附加值的食物。单个的城市农场的面积通常很小，能消化的肥料毕竟是有限的，但是通过这些小规模的富有创意的展示平台，城市人也许不经意间就能获得更多的绿生活启迪——垃圾从何而来?将向何处去?怎样生产食物才更节约能源和资源?怎样让孩子们从小接受饮食教育?什么样的城市才是一个更好的“家园”?……这些问题，是“城市农夫”们希望每个人所思考和探索的。
文章来源：有机会
编译：有机会记者Jing
参考信息来源：GroCycle, The City Planter
【研究与观察】2014年中国公益，你所看不到的美丽！
Post by 2015-01-19
一、引言
时针已经绕完了2014年的最后一圈，2015年呼啸而来。在这一岁末年初的时候，应该对2014年公益行业的情况做一个全面盘点。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公益行业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有好有坏，但最终都汇聚起来，却形成一股合力——“公益行业的市场化转型”。
2014年4月份，公益行业的老大哥徐永光老师抛出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公益市场化刍议》。此文字字珠玑，尤其是下面几句话，读起来尤为令人振聋发聩：“公益市场化旨在恢复市场在公益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这是中国公益变革的根本出路，乃人心所向。当下中国所有优秀草根组织成功的理由，都可以从市场化中找到依据;所有改革转型中尝到甜头的‘官办’慈善组织，无一不是遵循了市场化的规则;反之，如果继续固守行政化阵地，企图借助权力来维持对慈善资源的垄断，终究会被市场淘汰。”
虽然公益市场化已经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在此之前，社会经济并不如现在这样发达，政府也没有提出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因此，也就并不存在适合“公益市场化”这一概念生存的土壤。
但是，现在情况大不相同。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经济登上了一个新的层次，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在这个关键时点，我国的公益行业已经具备了转型的全部条件，全面市场化的新趋势呼之欲出。所以，在2014年里，在很多大事件的背后，市场化的影子若隐若现。
二、政府立法的新方向
年初，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目前政府正在推动慈善立法，包括起草全国性的慈善法，以及重新修订三大条例。其中，李部长重点谈到，目前社会普遍认为公益组织透明度较低，社会公众参与度不足。外加上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导致社会对公益组织的认可度不高。所以，目前政府正在研究和推动慈善立法。
与此相呼应的是，全国人大也积极组织人力，包括组建了《慈善法》起草专家组，向全国各地派出人马，开展全国范围的调研，为《慈善法》搜集意见等。笔者也有幸参加了其中一次讨论，就募捐规则提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上述迹象表明，中央政府层面已经明确认识到既有的公益管理体系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行政效能方面也有所走低，因此需要通过改革来改变现有状况。比如，要提升公益活动的社会参与度，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公益组织透明度等。
中央的这些做法表明了一个态度，那就是公益组织不能只是埋头干事，还需要迎合社会公众的现实需求。或者，更为准确的说，那就是公益组织要满足市场的需求，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整自身的治理模式和运营方式。市场要求你变得更为透明，你就必须变得透明，否则你就只有出局。
上述转变意义重大。其说明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公益组织不能只盯着自己看，还必须兼顾社会需求。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政府才准备出台相关规定，逼着公益组织转变。
从以自我为导向，转变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这个过程固然艰难，意义却十分重大。在未来，也希望我国政府能够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与中央的政策动向相呼应，目前依旧难产的《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也秉承了上述观念。这部条例中引进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和规则，是国内地方慈善立法中的翘楚。笔者也参加了这部条例起草和修订过程的多次讨论，而且据我所知，这部条例是全国性慈善法立法的重要参考对象之一。
三、对传统慈善的现实拷问
这边是政府大规模的立法改革，那边却是社会对现有慈善的彻底放弃。这说明我国的传统慈善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2014年7月16日，@SOHO中国称，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及CEO张欣夫妇，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很快，此举遭到大批网友质疑，至28日，微博讨论量已达20万条。
网友们普遍的意见是，潘老板把“搜刮”来的中国老百姓的钱交给了美国人，分明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铺路”。藉着这件事情，张磊、钟馨稼的旧闻也被扯进来炒作了一番。张磊是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建人。2010年，它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88万美元。钟馨稼是中国温斯顿电池制造有限公司的创办人。2011年，他向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捐赠1000万美元。此外，张磊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生、耶鲁大学硕士生，却声称他捐助耶鲁的原因在于“耶鲁帮助中国的历史已有100多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互助的关系是单向的，所以我极想改变这一点”。而且，“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
这事还没消停几天，10月份，香港恒隆地产的陈启宗家族就来了一个更大的手笔，给哈佛捐了3.5亿美元。并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老板还吐槽，之前给国内的高校基金会捐赠，宛如自己找罪受，不如直接捐给外国大学来的省事省力。
对于这样赤裸裸的“不爱国”的行为，众多有着强力“爱国心”的网友们自然是要吐槽一番的。只是，就我看来，这几位大老板倒不是不爱国，而是我国的公益行业的确是“槽点满满”，让人累感不爱。所以，众多想干点正经事的老板们只能舍近求远，跑去资助外国公益事业了。
在脸被打得啪啪响的时候，除了捂着脸痛苦之外，我国的公益组织是否也应该静下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运作模式呢?传统慈善已经走到尽头，未来路在何方?其实一切不言自明，不市场，毋宁死!
在2014年，还有几件事与此相辉映。7月，海南一阵台风刮出了各种奇闻。首先，在救灾过程中，红十字会给急切等待救灾物资的灾民们送去了几千条棉被和夹克衫。很快这件事就成为了网友们欢乐恶搞的新对象。“三伏天送棉被”，各种“哈哈哈”。红会君，您能更有创意点不?
这件事还没消停，另一件奇闻立刻迎头赶上：政府给灾民发的面包竟然是发霉的。这件事一经爆出，立刻引发了舆论旋风。并且，这件事还被联系到了早些时候的四川发霉物资问题：2014年4月，四川绵阳市三台县新生镇德光办事处在清理院内杂物时发现大量霉烂的5·12地震救灾物资。
上述这三件事合起来，成为人们质疑政府主导下的传统慈善运作方式的有力证据。人们纷纷认为，传统慈善的过度行政化的运作模式，导致它不接地气，不能及时迎合社会的现实需求。“只唯上，不唯实”是它最重要的特征。这种慈善运作模式的路已经越走越窄，早晚要被抛入历史的故纸堆里。
四、老牌机构的艰难转型
面对传统慈善效能降低的问题，老牌机构中个别头脑清醒的已经动起来了。它们积极探索，争取在大限来临之前闯出一条生路。
且不说已经动起来很多年的扶贫基金会，仅看近一两年才有所动作的其他基金会。2014年3月19日，中华儿慈会携手国内多家基金会和平台机构，联合召开联合劝募研讨会。由此，儿慈会也高调进军联合劝募领域，拉上众多公益小兄弟，准备大干一场。作为儿慈会的顾问，笔者也去现场站了一会儿台。我坚信，只要儿慈会沿着市场化这条道路走下去，未来绝对是一片光明。
无独有偶，2014年，全国各地，包括扶贫基金会、青基会等老牌机构在内，都上马或继续搞一种新类型的筹款项目——马拉松跑步筹款。且不论这种筹款方式的实际效果如何，其至少表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组织都在积极创新，希望从既有格局中闯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当然，硬币并非只有一面。这头是众多老牌机构探索新道路，另一头却是个别机构深陷泥沼，挣扎着想爬上来，却越陷越深。
2014年8月4日，中国公益行业的“大名人”郭美美供述称：“其实我和我身边的亲人、朋友、包括我前男友王某，都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我本人也不认识任何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因为自己的虚荣心，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导致红十字会这几年名誉受损这么严重，现在说对不起都不足以来表达我的歉意。”
藉此，红十字会终于洗清了蒙受很多年的不白之冤，重获清白之身。原本，遇到这样的大喜事，换个普通人就应该从头到脚审视一下自己还有什么毛病。如果真的有，那就要立刻尽数矫正，以免再出现什么纰漏。可是，红十字的做法却让人直呼“伤不起”。距离和“郭美美”事件撇清关系不足十五天，8月18日，一个位于北京郊区的仓库——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仓库——一个国家花费上亿元重金打造的备灾救灾仓库，被新闻媒体爆出违规运作。红十字会通过两份“阴阳合同”，利用“以捐代租”的擦边球操作，以每年90万元的价格将此仓库出租给一个名为北京中迅誉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疑似“皮包公司”，后者再以市场价格转租给DHL等物流公司，从中牟利每年可能达到数百万元。
这件事一经爆出，立刻引发舆论旋风，成为粉碎红十字会刚刚建立起来的一丁点社会信誉的新力量。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能感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红十字新上来的徐老大能有一番作为，大力整肃全会，重塑红十字会形象。
五、市场新理念的崛起
2014年10月23日，“禾邻社诉万科”一案尘埃落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禾邻社最终胜诉。这个案件被称为“中国公益知识产权保护第一案”，其历史意义十分巨大。笔者以为，其意义不仅在法律层面，更在于对公益事业的重新界定上。
长期以来，我国公益界崇尚免费分享主义，仿佛只要是干公益的，就应该免费的将自己的劳动产出分享给普罗大众。而一旦提到收费这件事，就会被冠上“伪公益”或“借公益谋利”这样的大帽子。
这些观念不仅在公益圈里俯拾即是，在整个社会上也照样呼风唤雨。“做公益的不能喝咖啡”、“边公益边挣钱是不诈骗”、“红会竟然拿捐款投资生利”，各种奇葩观点之后都躲着与“禾邻社案”一样的基本逻辑：公益就是免费的，是完全不能提“钱”这个“肮脏的”字眼的。只要有人在做公益的同时获得一丁点的小回报，无论其真实的投入有多大，都是违背公益精神的，是不道德的。
受这样整体环境的影响，公益就成了没有价值的东西。任何干公益的人的劳动都是没有价值的，谁都可以随便的免费的分享和使用。由此，公益领域就成了一块公地，人人都可以使用其中的资源，却没有人有义务为此付费。长此以往，公地就会变成烂地，缺乏自我生长和更新的能力。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公地悲剧”。
正是因为身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万科基金会才敢公然打着“推动各地分公司与本地NGO”合作的旗号，无偿使用禾邻社的成果。所以，在我们不断探讨万科侵权行为的同时，还应该反思一下到底是什么在推动“禾邻社案”的出现。这其中的原因绝对不是万科一方法律意识淡漠这么简单。这里面的根源和“做公益的不能喝咖啡”异曲同工!
我国公益行业长期不按照市场运行，对我国公益行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知识产权的价值得不到承认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项。比这个更为重要的还有：公益组织的脸谱化、公益项目的低效化、从业人员的官僚化、行业层次低端化，等等。
所以，“禾邻社案”作为“中国公益知识产权保护第一案”，是我国公益行业的大喜，也是我国公益行业的大悲。其喜在中国公益行业终于向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开始有人敢于提出“劳动有价”的口号了;其悲在这样一个原本在市场经济上不值一提的小争议竟然也能牵动无数媒体和公众，而且竟然还成了“第一案”。在它之侧，又不知道有多少这个行业中非市场化的惯例和潜规则值得被一一清理和剔除。但是，无论如何，“禾邻社案”标志着中国“公益有偿”新理念的崛起，意义十分重大。
与此相同，借着深圳市第三届慈展会的东风，全国几十家有影响力的商业和公益机构联合发起了一个巨大的联盟——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按照这个联盟的说法：“社会价值投资，是投资领域的社会创新，旨在探索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跨界合作、协同创新的投资模式。具体而言，是由资本市场中有社会情怀、有远见卓识的投资者，以创造社会价值为使命，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视角，投资于社会创新型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以及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从而实现商业资本、公益资源、社会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间的无缝对接。”
这个定义真是又臭又长，简直看不懂。我们来个简单的。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社会价值投资，就是让老板们拿钱出来投资公益。但这笔钱不是白投资的，是有一定回报的。这样搞，就能实现可持续的公益，所以也是一种公益的创新模式。
过了没几天，10月31日，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又拉上了两家外国机构，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布了一份“社会影响力投资报告”，提出一个“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概念。
就我看来，社会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价值投资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基本重合，就是一个东西。要不您两家商量一下，给一个统一的概念呗?
不管怎么样，有人提出这类概念是一件好事情。这说明我国公益界已经不再害怕和排斥商业力量了。相反，它们还是欢迎和拥抱商业力量，并希望借助商业力量大力改造公益行业的原始生态。从这件事情里，我看出了中国公益行业的希望，而且，我认为未来商业力量或将成为公益行业中不容小觑的一股核心力量。
六、市场运作新方法
要想搞市场运作，光有新理念是不够的，还要有新方法。那么，新方法在哪里呢?2014年的确出现了不少新方法。
众筹作为一个出现了很多年的概念在2014年成为公益行业的新贵。2014年5月，友成基金会与众筹网推出“新公益”众筹平台，为公益项目提供免费的展示空间，并以“众筹”方式向公众筹资。而在此之前，新浪、腾讯、点名时间等一干网络平台早已打起了公益众筹的牌子。其后，四川成都召开了首届公益社会化筹资研讨会，又一家众筹平台进入市场。第三届慈展会期间，阿里系的“爱你APP”更是抢尽了风头，甚至博得业界老大哥徐永光老师的高度肯定。当然，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呢。当时，我也在台上做点评嘉宾!
不管怎么样，上面这些迹象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的公益行业的运作方式开始出现多样化的趋势了。或者说，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开始大举进入到公益领域。这对于推动中国公益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当然是极为有利的。
在众筹热度陡增的同时，一场席卷全球的筹款活动却生生的给中国公益募捐业界上了一课。2014年8月，发源于美国的“冰桶挑战”快速进入到中国，旋即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各类大佬和社会公众参与其中。其中，既有科技界的当红明星雷军，也有笔者极为喜爱的网络主播“毕游侠”。如此众多的人物参与其中，自然给这场活动以及其所关注的“渐冻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同时，也给发起这一活动的组织带来了相对丰沛的社会捐赠。
但是，在尘埃落地之时，媒体对这一活动的评价却是：“冰桶挑战”倒逼中国慈善。出现这一评价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发起这一活动的瓷娃娃面临上海渐冻人协会的质疑，认为瓷娃娃存在多项违规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对于这一事件的原委，笔者无从评价。不过，我认为，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公益组织在筹款创新能力上的欠缺。与其为了一个外国人搞出来的活动争得头破血流，倒不如自己设计一个好的活动，大大方方的募款，岂不是更好?如果中国公益组织的创新能力更强一些的话，或许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吧?所以，我国公益行业的筹款能力提升还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工作。作为一名募捐学研究者，笔者深感自己任重而道远。
七、市场化的界限在哪里
说了那么多喜庆的事，最后，我们还要来看几件让人深思的事情。这几件事都关系到一个问题：市场化运作的界限在哪里?出了这个界限，会有什么后果?
自从2013年底李亚鹏受到爆料人周筱赟的质疑开始，2014年1月6日，周筱赟再次发难：嫣然天使基金自2006年11月开始筹款以来，“7000万善款下落不明”，“涉嫌巨额利益输送”。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回应称，截至2013年12月，嫣然天使基金累计募集款物1.42亿元，目前已支出款物1.31亿元。其中，4153万元用于患儿救助款，约占总支出的32%;定向用于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建设资金5322万元，约占支出的40%。也就是说嫣然天使基金成立以来所募集的善款，用于病童救治的钱还没有建设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钱多。
所以，报道这一事件的媒体认为，李亚鹏用了5322万元善款投资建设了一个专科医院，而医院成立一年半以来，仅为996名贫困唇腭裂患儿实施了免费手术。而这中间，红十字基金会并没有说明，这996名贫困儿童治疗费用是否包括在嫣然天使基金投入4153万元善款救助的9347名患儿名单之中。媒体怀疑，李亚鹏和嫣然基金的关系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虽然，最后经过民政部确认，李亚鹏确实是身家干净的，嫣然基金也确实没问题，但是，这件事却足以发人深省，因为其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以慈善资金投资营利性机构，并将所得用于公益活动的方式是不是可行?对此，我想说句公道话：这种做法外国人真的已经干了很多年了!
无独有偶，年底前，又有媒体爆出“广州市红十字会将闲置资金投资谋利”的新闻。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做法，国人却大惊小怪，各路媒体大做文章。由此可见，国人对现代公益的玩法还不太熟悉。业界还是要多传播一下现代公益的理念啊!想到这里，突然我感觉到肩上的担子里似乎又多了些什么。
这事儿完了没多久，施乐会又顶了出来，因为金华慈善会叫停了其收取置顶费的行为。对于这一事件，人们纷纷谴责施乐会借公益之名谋利，“竟然把手伸向了受益人的救命钱，那还了得!”
对于施乐会的这种做法，笔者曾撰文称，施乐会犯了三条大罪：
其一，“过快”。施乐会的步子迈得太大了，大到所有人都看不懂，接受不了的程度。说句老实话，从募捐的善款中扣点的做法在国外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做这种事情的时机还不成熟。外国公益行业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全面市场化了，而我国公益行业现在还处在起步阶段，政府刚刚有点要推动公益行业发展的意向。所以，在这个特殊时期，施乐会一上来就搞出这么个超前的运营模式，自然很难为国人所接受。其不被架在道德的十字架上，接受众人的唾骂才真的是咄咄怪事呢!
其二，“过狠”。咱们话得两分头说。虽然国外的机构从善款中提取善款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但具体收多少，还是一件很费脑筋的事情。如果收的太多，那就会把“客户”全给吓跑了。国外公益募捐市场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收费太高，公众绝对是会“用脚投票”的。所以，国外的募捐成本一般不超过25%，稍高的也会控制在50%左右。施乐会这次收取的“置顶费”的比例实在过高了，在个别案例中甚至高达90%。虽然这的确是市场自由，不容旁人置喙，但这还得考虑到市场接受度不是。
其三，“过高调”。“不走寻常路”这种事在成功之前还是应该低调行事，不然等不到胜利你就会被人们的唾沫星子淹死。这回施乐会就是吃了这个亏。它太高调了，外加上之前所采用的募捐手法过于生硬，即采用“强行推销+员工提成”的方式，惹得很多人都感觉不舒服。于是，就没有人肯为它说话了。到这一步，它就注定要失败了。
所以，就我看来，这回施乐会就是没有把握好市场化的度。我国公益行业起步晚，在外国可行的东西，在中国就未必可行。所以，要想在中国搞市场化发展，开头的步子还是要迈得小一些。
最后，2014年，中国公益圈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情，那就是“中国公益”终于冲出亚洲，走向美洲了——陈光标同志前往美国，当街给流浪汉发现金，请他们吃饭。结果，令人叹息的是，陈老板的这种做法遭到了美国人的抵制。“中国公益”的美国之旅竟然惹出了大麻烦!对于这件事，笔者的千言万语尽数化为了“呵呵”二字。关于这一评价的精妙之处，还需要各位读者回去满满体味。
八、结语
站在2015年的头上，回望2014年，各种热闹或者纷扰已然都成为过去。不过，按照严谨的历史观来看，过去的事情都将在当下和未来留下印记。所以，作为中国公益行业试水市场化发展的一年，我认为，2014年必将在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历程中留下那么一丝痕迹。或许，我们现在无法认识到其中的美妙，但未来，它或将成为撬动整个地球的那个支点。
【重要文章】为中国，为明日——在伦敦政经中国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Post by 2015-01-19
大家好，我是廖立远。在2013年12月5日之前，我是一名管理着1亿多美金组合的投资经理，以后我也会继续做投资经理，但我今天在这里，是代表明日中国基金会说话，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心得。明日中国基金会是一家设在英国，但是专心致力于中国公益事业和公民社会发展的慈善基金会。既然是一个慈善基金会，我们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失学儿童；然而不同于其它扶贫济困的基金会，我们采用的方式略有不同。因为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历史条件下，“公益”具有更多的意义。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意义，包括我们为什么叫做明日中国基金会，ChinaNext Foundation。
讲到这里我必须绕一个大圈。这一场讲的是社会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概念，我们认为我们基金会的工作，包括中国许许多多公益机构的工作，也包括政府中一部分的工作，比如刚才郑功成教授说到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其实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抱歉的说，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当今的语境中仍然被强调得不够。就连LSE中国发展论坛，在我们基金会介入成为合作伙伴之前，也一直只是经济发展论坛。所谓公民社会、社会“发展”这个概念，往往让大家觉得不明觉厉，反正离我们每天要对付的东西比较遥远。(笑)
其实公民社会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前几天我们基金会的同事一起和吴冲先生吃饭，他说到一个细节：他们去参观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他以为这是以前的什么皇宫改建的。后来发现，这个宏伟的建筑一开始设计就是一个公共建筑，一个博物馆。第一笔馆藏也完全来自于一个私人，Sir Hans Sloane(1660–1753)。而且他也不是雷锋，并没有把他的馆藏捐了。他把他的私人藏品卖了。卖给谁呢?卖给公众，真的是公众，因为钱不是政府拨的，而是发行了一个特别彩票，由拿彩票的钱买的。然后社会贤达成立了理事会，把博物馆开起来。到今天，自然历史博物馆，就象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各式各样的国家公园乃至公共服务机构，都跟政府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法律身份都是公益组织，接收捐款，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
就这个发现让他非常感慨——第一，回想我们中国的历史，从什么时候有过如此富丽堂皇、却免费开放给所有人的公共建筑，实际上，我们何时有公共建筑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里，皇宫是皇上的，祠堂是家族的，庙宇是信徒的、学校是私塾的;有些本来你以为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共建筑，其实，嗯，也不一定。(掌声)第二，回望我们的历史，什么时候有过一介平民，和别的一介平民们，在不要政府介入的情况下，来自己做一件开国家博物馆这种高大上的事情?
其实不仅是不能联合起来开博物馆，我们这个社会有时连一个孩子都救不了。为了准备这个演讲，我又关心了一下最近的几个案例，看得我啊，按韩寒的话说，难过的自己在屋里揪着头发打转。跟大家一样，我会首先觉得，啊，这还是人间么?都21世纪了，都经济大国了，孩子还没有人救吗?
但是我们应该想得深一点，换一个角度思考，都经济大国了，孩子就一定有人救吗?再深一点，再哲学一点，为什么任何人要去救那个孩子?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需要两件事：一是意愿，二是能力。意愿是我是不是有做这件事情的动力，能力指的是我是否有这种能力?那么，这些人是没有意愿去救，还是没有能力去救?心理根源在哪里?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搜索内心，我们发现，大家既没有意愿，也感觉没有能力。这一连串的社会悲剧，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性事件，它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严重不足，反映的是我们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传统，第一，讲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在家和国之间建立一个上下级的联系。正统人生道路都是先好好读书，然后赚钱当家长，然后当大家长，然后更大的家长。这里头是没有“社会”的地位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样，在我小时候，混社会的人是被鄙视的。“社会上”的人是没有出息的。所谓“走入社会”，其潜台词就是你的幸福生活结束啦——前路风险重重、好自为之。
这样的社会结构不仅造成了许多小人物的悲哀，其实也造成了许多大人物的悲哀。我们去看范仲淹，他写下千古名句，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什么他总是在忧呢?因为如果进庙堂，他需要去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去为五斗米折腰——这是游戏规则;如果不进，他范宰相尽管有抱负有能力，却平民百姓一个，没钱没资源啥也干不了。在庙堂和江湖之间，没有其它东西可以让范宰相施展抱负。是故只能进亦忧，退亦忧了。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欢乐呢? 所谓先天下之后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古以来被认为是一种正能量象征，我却读到更多的无奈。
我们知道了英国的故事后，会有另外一种感慨。范宰相如果生在英国，他一定不会在忧患中度过一生。因为他在这混社会也可以混得很高大上的。不当宰相了，他可以去大学里教书、去办一个博物馆、去当各种公益机构的理事、去办个公司给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去文学院做个院士，等等等等。一句话，他可以变成一个贤达人士。Sir Fan，一个公民。但是在古代中国，在除了官就是民的传统中国，他只能够在庙堂和江湖之间徘徊，终身忧心忡忡。其实，这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更大的浪费是我们社会组织能力的浪费。进入19、20世纪的时候，我们落后了。我们先觉得是科技不行，后来发现是人不行，后来才发现，不是中国没有牛人，而是中国人一盘散沙，没法一起合作。中国人单打独斗都是黄飞鸿，合在一起就是义和团(笑)。那为什么不能一起做事情?因为我们社会发展远远不够，从小没有社会组织给大家练习合作的技巧。从小没学过的东西，自然就不会。
换句话说，长期有意无意压抑社会发展使得我们每个人没有拥有一些现代社会必备的技能。这些技能包括，独立探索并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自我组织的意识和能力，和平解决冲突的意识和能力，互相守望的意识和能力。我们传统的金字塔形以熟人或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日渐力不从心。
我们的社会发展跟世界水平差得多远呢?这个图是英国Charity Aid Foundation 最新计算出的world giving index。它用的盖洛普(Gallop)的数据，计算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公民参与普通社会事务的状态。三个指标是或者给公益组织捐赠了资金、或者从事过志愿工作、或者帮助过陌生人的人口比例。注意，把“帮助过陌生人”也算在里面了。然后形成一个指数，排名越前这个圈越大。问题是，中国在哪里?我找了半天，在这里。我瞪了半天，真的没有找到比中国更小的圈。
当然这是一家之言。那我们来看中国的数字，民政部每年发布《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最新一期是2012年的，其中说明，中国社会慈善捐助为817亿元，占GDP的约0.3%，也就是约等于0(笑);(吴冲：我给你一个更好的指标，相当于全国足浴收入的一半不到)。中国GDP目前约为美国的60%，但中国各类公益基金会的总资产约为美国基金会资产总额的1.3%。
这还没完。这817亿元包括给党政机关的捐款(笑)，所以算下来，即便是0.3%的社会捐款又有约一半回流入体制的口袋;也就是政府机构或者各类官方公益组织，比如红十字会，的口袋。社会捐款中，只有1.3%(也就是 GDP的0.3%的1.3%)流入所谓“草根公益组织”，也即我们在英国通常所认为“正常”公益组织的囊中。这点钱，这点投入，不仅不够救小悦悦们，而且实际上在鼓励大家不要去救小悦悦们。因为这件事情变得又麻烦又没钱又不好玩。
回到小悦悦，就是在这种大家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人的社会，严重不发达的社会里死掉的。是这个意识和能力的缺乏，而不是所谓中国人的低素质，也不是所谓冷血心肠，也不是所谓人渣，才是南京那位饿死的孩子的凶手。在任何社会都有弱势群体，都有不上进的吸毒妈妈，都有冷血的人，但是这个社会是否有足够的体制和资源来帮助这些人，却是生和死的差距。(掌声)
但是就像一个卖鞋的来到没人穿鞋的小岛上一样，有人看到的是绝望，有人看到的是机会。我们是后者。经常有人问我，中国和发达地区差距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先进行业可以直接引入到中国的。我今天可以说，我找不到比这个行当差别更大，也就是更有潜力的了。而且，演出已经开始了。在过去两年的公益历程中，我们亲眼看到了各种资源、各种人才向公益行业集聚。我想刚才吴冲先生已经展示了一群投资银行家可以做什么。我们希望能证明，投资经理们和学术界的朋友联合起来能够做什么。
目前民间蕴藏的公益资源潜力有多大，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照片上这个人叫做祝启武，通常叫马克，今年33岁，是我们基金会资助的一名公益人。
在过去11年中，马克在中国基层从事从孤儿院到麻疯病人救助的一线活动;年初，他以这样的经验申请并入选明日基金会的明日伙伴计划。年中，在基金会的鼓励下马克开始公益创业。就在他刚刚开始创业不久，2013年8月21日，病魔突然来袭。
一开始只是喉咙发炎，可是到了9月5日，他因病情恶化被送入医院，呼吸困难、高烧、休克，还曾一度心跳停止。医院初步诊断为脓毒血症引发全身多器官功能性损害，约需40万元的治疗费用。
我记得当时在中国城吃饭，收到消息心里一紧。马克这辈子只干过公益，既没有医保也没有社保。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设完毕的地方，这四十万的费用足以杀人。
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我们所有人的预料。马克的故事迅速传播，志愿者们成立了一个爱马克小组，并在全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劝募活动。在短短三个星期里，中国人为马克这个普通的公益人、素不相识的公益人捐款1112笔，总额超过128万元人民币，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计，即三倍于医疗费用所需，后来捐款不得不叫停。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没有政府的参与，我把它称为2013中国社会的传奇(掌声)。马克不仅得救，还用多出来的善款成立了专用于公益人救助的基金会。多年以后，回望这件事情，它完全可能成为一个百年老店的起点。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照片上这句话是马丁路德金的名言，在西方激励了很多人，我也非常喜欢。其实他的核心意思是坏人都不惮勾结，为什么好人要耻于联合?我们都是好人，可是光有善心救不了小悦悦;大家更需要的开动脑筋，一起协作，把握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同学们，最后，我想利用这个舞台跟大家分享我的vision，我的愿景。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明日中国基金会。这个答案可以复杂，但其实也很简单。随着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国家已经慢慢富裕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还没有变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强国，这也是一个事实;把大国的崛起放在时间的纵轴中来看，我们清楚的看到差距到底在哪里。差距就是动力。我们应该相信自然规律的力量，判断未来的三十年、五十年的社会发展将会比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更为激动人心。在今天这个时刻，我可以比较自信地说，我们正站在一个伟大社会的门口，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的开端。这中间差的一块砖，社会建设的这块砖，将由我们，由你和我，亲手缔造。丰功伟绩将属于敢在今于放弃平凡安逸的生活，而投身到社会建设和公益事业的年轻人们。这，才是属于我们这代人，我们这辈子，最大的历史机遇。这才是公益和慈善在今日中国最重要的意义。
【谈公益】公益机构中的热情和冷血
Post by 2015-01-19
无论是从业人员还是不拿薪水的志愿者，公益人都充满了理想和热情。在这个现实而物欲横流的社会，公益人不去琢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有时牺牲家人和朋友的利益，而选择低薪或无薪地为不特定的他人贡献自己的时间和能力；这样的行为，即便是人类利他本能的集中体现，也必须有强烈的内心热情和理想来支撑。公益机构的领导人因此应该比企业和政府的领导人更拥有组织优势：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公益机构团队，往往不需要激励机制、不需要奖金、不需要加班费，也不会有偷懒怠工的风险。因此他们工作的效率，也应该比企业和政府的团队要高得多。
是这样吗？公益领导人往往发现，现实与理想是不同。在最初的慷慨激昂淡去后，公益机构的领导人往往面临着一些难以言说的郁闷。当某个员工的工作质量难以接受时，领导人怎么既能保护他的热情，又能指出他的错误？当某个无薪的志愿者满口答应一件事情，却完全未能做到时，公益机构如何应付社会对机构的期盼，并平衡团队成员中的公平？当某个同事“屡教不改”，一次次的为机构的正常工作带来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能面对他无辜的眼神？领导人是否敢于承担团队“分崩离析”的风险，来保证团队的效率与公平？
如果有人免费服务，公益机构是否可以拒绝？公益机构是否也可以炒志愿者的鱿鱼？
在实践中，直觉往往让公益领导对上述问题说“不”。公益领导们也都是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好”人，很难拉得下脸面去批评一个无薪的志愿者。在工作质量很差的情况下，领导人往往愿意自己多做一点去补足，而不愿意去背上“冷血”的骂名。“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团队里的人会说，“别人在那么忙的情况下还一腔热情的帮你的忙，我们怎么可以去打击？”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那么这通常够了：“你这样做会导致团队四分五裂的！”是啊，多少人能承担“孤家寡人”的风险。这样的前景足够让大多数领导人望而却步。忍吧，他们会对自己说。
的确，至少在短期内，“忍”可以维持一个团队和团队表面上的和谐。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和谐和融洽，长远看，却往往是一个公益机构最大的问题。当努力和人和不努力的人没有差别，当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工作不加区分，当责任得不到落实，食言得不到“惩罚”——我门都知道，其结果往往是努力工作的人不再努力，有热情的人选择离开，其实不努力的人也很难说就心满意足；在短期内，最有热情的那个人（常常是公益领导人本人）也许可以补足其他人工作的缺失，但长远来看，他/她的热情也会冷却。换句话说，当公益领导人选择用“忍”来在保护团队表面上的团结和热情时，他往往是在给真正的热情浇下冷水。一个符合我们直观感情的做法，却不符合公益机构的长远利益。
公平的说，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在公益机构出现。但是因为公益人的热情和薪酬结构，在公益机构中，这样的问题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这并不表示客观规律会因为“公益”二字有任何不同。在管理学经典著作《从优秀到卓越》中，作者吉姆罗杰斯总结了所有历经长久而不衰的卓越企业的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表面上看上去非常冷酷的“让对的人上车，让错的人下车”（这里的正确和错误并不是道德评判，而是适用性评判）。并且清晰地说明，做到第一句话只能让企业生存，做到第二句、更为重要的话才能让企业卓越。也就是说，短期的不和谐才能保证长期的和谐；对公益机构来说，表面上冷漠的决策往往更能长期保护员工和志愿者的热情。实际上，公益机构往往带有更多的愿景和理想成分，更少的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和财务激励，有一个“正确”的团队于是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在公益机构这里，“冷”往往更能保护“热”。
那么，公益机构怎么正确得使用冷血来保护热情呢？我认为公益领导人至少要做到四点，这四点都很重要。
1 他/她首先要充分、清醒认识到冷和热的辩证关系（如上所述），不能为了个人感情忽略了团队的公平和效率；
2 在个人层面，他/她要清晰地向每一个愿意加入团队的人传达这样的消息：感激他们的加盟，感激他们贡献时间和精力；但这道德层面上的感谢，不代表工作层面上的要求会有任何放松。我们要清晰地说明，在公益团队中，成绩会受到鼓舞，责任和缺失不会受到无限制的宽容，免费工作不代表公益机构就没有拒绝的权利。领导人要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就像每一个志愿者都可以随时离开一样，每一个公益机构也可以随时选择不再和这位同事合作。这并不是道德的责备，只是纯粹的工作安排。或者用《教父》里的话说，It's all business, there's nothing personal. 这样的沟通做得越早，公益机构越主动；做得越晚，越被动。但早或晚都必须进行；并说到做到，贯彻始终。
3 在团队层面，公益领导人要有足够的信心：只要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在短期内一部分人，甚至一大部分的人的反对、甚至离开并不可怕，因为真正优秀的人才会看到你的决心和行动而回来。公益机构的领导要认识到我们工作的目的是做公益，而不是简单的维护一个团队。后者是手段，必须要服从公平高效做公益这个目的，而不可本末倒置。我们的决策要始终围绕工作的效率最大化进行。“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目的是喝水，那么有时维护一个三人的和尚团队并不总是最佳的选择。流水不朽，只有有进有出，一个机构才有活力。
4 最后，接受了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团队如何工作？罗杰斯告诉我们，无数卓越的企业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团队是由一个共同的愿景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由个人的忠诚联系在一起；如果团队由且仅由“正确”的成员组成，并由共同的目标所驱动，它则并不需要领导人的催促，不需要繁文缛节的限制，甚至不需要正式的工作安排——而拥有自身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和灵活性。这样的团队一旦形成，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有没有领导人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清楚的看到自己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建立民主机制，用公开、透明、民主的方式来决策和运行。这样，才能使得公心和私情完全分开、个人的好恶与工作质量完全分开。
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今天，公益机构的领导人要有这样的魄力，敢于做短期内痛苦、然而长期内正确的决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热情和冷血结合起来；最重要的，只有这样，公益团队才能真正的、最大程度的保护和发挥公益人难能可贵的公益热情。
